针对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一书，孙周兴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发表了题为《实践哲学的悲哀》的评论，一针见血；与此同时，张汝伦教授发表了题为《批评的悲哀》的反驳，针锋相对。我预感到，这很可能是20世纪结束前中国学术界最叫人关注的学案之一了。
现在看来，围绕《历史与实践》的证伪与证实，上述孙周兴的评论和张汝伦的反驳可能是第一个回合；因为，双方显然还有必要回答对方的质疑。事实上，学术批评也离不开有来有往；有问有答，切磋讨论，问题才有可能逐步深化；水落之后，就可望石出了。
坦率地说，张汝伦教授的答辩是不太成功的。比如，张教授解释说：《历史与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自己当初的读书记录和笔记，最初记下来只是为了自己看，第98—102页上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内容即属此类，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便。回国后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由于其时已回国，手头找不到《哲学历史词典》一书，无法注明它的版本及出版地点和出版日期，也因为这个原因，未能将它列入参考文献。”
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能否因为“是自己当初的读书记录和笔记，最初记下来只是为了自己看”就可以成为“摘录，翻译都比较随便”的正当理由？既然是在“当初的读书记录和笔记”的基础上成书，为何不及时去掉这些“比较随便”的“摘录”和“翻译”？至于说“由于其时已回国，手头找不到《哲学历史词典》一书，无法注明它的版本及出版地点和出版日期，也因为这个原因，未能将它列入参考文献”，恐怕既难以自圆其说，也很难取信于人；道理很简单：暂且不论《哲学历史词典》在北大图书馆等均有收藏，查阅“它的版本及出版地点和出版日期”，不过举手之劳；退一步讲，即使在偌大的中国压根儿找不到《哲学历史词典》，那么，在当今资讯手段（特别是传真、电子邮件）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快速、准确、便捷地查明《哲学历史词典》这样一部有广泛学术影响的权威工具书的“版本及出版地点和出版日期”，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是用传统的通信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无非是多花点时间、多用点邮资。何况，张汝伦教授前些年留学德国，按常理推论，他在德国哲学界的朋友即使不是“遍天下”、也应当为数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找一个朋友助他一臂之力、查清《哲学历史词典》的“版本及出版地点和出版日期”，也绝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无论如何，用“其时已回国，手头找不到《哲学历史词典》一书”来作为“无法注明它的版本及出版地点和出版日期”和“未能将它列入参考文献”的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过于生硬了。假如我在这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张教授搬出如此既难以自圆其说、又很难取信于人的解释，很可能是在抄袭问题上欲盖弥彰、反倒暴露了马脚。这是《批评的悲哀》的一大败笔。
不过，这还不是《批评的悲哀》最大的败笔。从学术批评的立场看，我觉得，《批评的悲哀》及其作者的“滑铁卢之役”是其拒不认错、拒绝批评的态度。在对孙周兴《实践哲学的悲哀》的批评的回答中，我们看不到张汝伦丝毫的自我批评，也看不到他对孙氏认定的《历史与实践》第98一102页抄袭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批评的哪怕一点认错的表示。我们注意到，尽管张教授无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强调的还是他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张教授还打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在建筑中，人们不会因为建筑师用了一些非自产的原材料就说房子不是他造的。”可是，张教授这个比喻根本掩护不了《历史与实践》业已存在的抄袭问题：须知，在健全的法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建筑师造房子，也不能白拿白用“非自产的原材料”，而是应等价交换（购买或者以物易物），否则只能是强取豪夺，既不合乎情理，也不见容于法律。如果是著书立说（不管是论文还是专著），按照现代文明人应有的知识产权观念，也绝不能够白拿白用“一些非自产的原材料”；用了，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加以说明（注释）或声明，否则既有违于学术道德和学术纪律，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建筑师用了“一些非自产的原材料”造了他的房子，那么，他首先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他在造房子的过程中确实用了别人的原材料；如果是学者，那么，他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坦白他的书或文章在写作过程中用了别人的观点或资料，而且最好能一五一十地说明用的是何人何书何文。不管是正说还是反说，既然张汝伦教授在他署名的专著《历史与实践》中既没有将《哲学历史词典》列为参考书、也没有在注释中说明他参考或引用过《哲学历史词典》（反倒将原书的注释照抄不误），那么，即使按照张教授自己下的“只有把引用别人的东西算为自己的东西，才可说抄袭和剽窃”的定义，从孙周兴教授的批评文章披露的大量具体事实来论定，《历史与实践》难道不是存在显而易见的“抄袭和剽窃”吗？假如张汝伦教授真的是“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窃以为，他就理应首先向那些厚爱他、掏钱买了他的书的广大读者和同行开诚布公地认错、真心实意地道歉，因为《历史与实践》存在抄袭这一事实是连他自己也有口难辨、否定不了的；至于这部487页的书究竟是抄了5页、10页还是1页、100页等等，已经不是最为紧要的了。不然的话，置这一基本事实于不顾，环顾左右而言其他，恐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很可能是适得其反。
拒不认错、拒绝批评的，当然不止是张汝伦教授一人；与张教授同在一所大学当教授的申小龙博士，也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据我所知，针对申小龙论著中存在的大面积抄袭剽窃、自我克隆、知识性错误及观点错误，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山西大学学报》等公开发表过一系列尖锐批评的文章，最近又在《学术界》（2000年第2期）结合申在其《语言的文化解释》、《文化语言学论纲》、《文化语言学》、《申小龙自选集》等论著中屡屡将“多佛尔海峡”误作“多佛大街”这一叫人哭笑不得的事实，不客气地批评道：“我国语言学界有几个剽窃过他人（包括外国人）的著述的教师，其中只有申小龙是共产党员。申理应严格要求自己，对过去的大量剽窃和克隆行为（在语言学史上恐怕是创下了最高记录）做出公开检讨，对被剽窃者（达40人之多）进行赔礼道歉，痛改前非，而不要靠个别人的新一轮的不符合事实的吹捧掩盖过去的错误。”痛定思痛，我所忧心忡忡的是：对于老专家的殷切期望，不知人已到中年的申小龙教授是否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我还忍不住瞎操心：张汝伦教授会不会重蹈申小龙教授的覆辙？
不久前，我在《文化名人更要讲文明》（《中国教育报》2000年2月22日）中说过：“有一句俗话，叫‘老虎屁股摸不得’，是旧时的‘国粹’了。华君武老先生的世说新语——‘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可能也不是‘新生事物’了，名人或者自以为是名人的人更容不得批评，这好像是一种新的流行感冒了。”现在，印证一下学术界的情况，还真可谓八九不离十、不幸而言中了。其实，作为真正的学者，有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错误，最可怕的是否认错误；批评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批评，最可怕的是拒绝批评。我一直认为，学术批评的健康开展与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民主的学术环境、宽松的舆论氛围；就主观上来说，尤其需要学术至上，求真求实、与人为善的科学态度。善待学术批评，也就是善待学术本身，又何尝不是善待学者自己呢？
学术批评和书评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最让人欣喜的巨变之一。其中，辞书学，语言学领域的学术批评开展得最早，也最具成效；历史学界在推进学术批评与书评的发展方面同心同德，举措得当，进展彰著，最为可喜；经济学、法学界的学术评论，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相比较而言，哲学界批评的声音可能最弱，很少有像样的书评。无论张汝伦教授的私人感受如何，孙周兴教授的《实践哲学的悲哀——关于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毕竟是中国哲学界第一篇以书评为载体的有声有色、个性鲜明的学术批评之作，而且很可能会引起包括哲学界在内的整个学术界的关切和讨论。我甚至认为，该文将与《中国书评》1994年创刊号发表的邓正来的《评〈南极政治与法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发表的李佩珊，薛攀皋的《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发表的伍铁平的《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华读书报》1997年1月22日发表的葛剑雄的《“传记”还是“神话”？——评傅朗云〈史坛怪杰何光岳〉》、《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的葛剑雄、曹树基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学术界》2000年第1期发表的陈克艰的《“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读书》1999年第11期和2000年第2期发表的张曙光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兼评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等批评性、讨论性、研究性书评一起，可望成为20世纪末中国学术书评崛起的标志性作品。
在一个表扬与自我表扬已经严重过剩的年代，我们应当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书评，返朴归真。面对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现象，我们也确实需要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和书评，无法沉默。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共生共荣，也为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声誉和世界形象，我们每一个学界中人实在是到了该认真自省、自律、自尊的时候了。
200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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